永乐十九年，成祖正式迁都北京。临清也开始借助运河之贯通而迅速发展起来，地位亦日趋重要，遂为南北要冲，以致成为运河沿岸一大经济中心。”
朱翊钧小饮一口，颔首道：“临清繁华，朕亦有所耳闻。据说成化年间，临清仓便已成为运河沿岸第一大仓，被称为‘常盈仓’。甚至因屯粮过多，临清仓‘囤积多朽腐’……嘿，富庶或许是真，但这仓粮朽腐，恐怕也不只是因为屯粮太多吧！”
高务实倒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，点头道：“皇上法眼如炬。似这等事，要么是因为管理混乱，要么是因为官蠹横行，当然也可能兼而有之。不过皇上不必忧心，至少从臣整顿户部以来，临清仓每年因为‘朽腐’之类原因导致的损耗已经很少，如去年便只有不到百石之数。”
百石其实也不少，但对于大明朝的拉胯管理来说，似临清仓这等大仓，一年“损耗”只有不到百石，那也着实是创了历史新低。高务实敢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来，确实也有这个资本。
朱翊钧点了点头，不再纠结这个问题，而是笑道：“按你拟定的计划，朕在临清要多待一天。依朕想来，你要给朕看的应该不是临清仓，而是钞关吧？”
高务实适时恭维道：“圣明莫过皇上。”
“行了行了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把这些话都先收了。说说看，有什么要事非得让朕知晓？”朱翊钧摆手道。
高务实呵呵一笑，问道：“皇上可还记得，临清钞关去年榷税之数？”
“去年么……”朱翊钧思索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像是十一万多，没到十二万两吧？”
“皇上好记性，去年临清钞关上缴户部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四两银子。”高务实顿了一顿，又问：“皇上以为此数相较以往如何？”
“相较以往……还行。”朱翊钧想了想，道：“万历初年时，朕还在读书，尚未亲政，但文正公会把奏疏、票拟拿给朕看。朕记得当时临清钞关每年榷税大概是八万多两，有时略少，有时略多，但大抵就是八万上下。如此说来，如今这多出的三万多两，应该也是你的功劳吧？”
高务实自动省略了“应该也是你的功劳吧”这一问，而是微微蹙眉，颇为严肃地道：“臣想说的正是此事――临清钞关榷税总额已经连续六年不曾有过明显提高，一直都在十一万余两上下徘徊。”
朱翊钧没明白高务实的意思，愕然道：“所以呢？”
高务实也愣了，诧异道：“皇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朱翊钧纳闷道：“这有什么问题？不是说一直稳定在十一万余两么，那又没有减少。”
这下高务实了解皇帝的意思了，心说：好家伙，我高某人得亏不是个贪官，否则这‘发展红利’被我贪完了你都不知道啊！按你这意思，只要没有明显减少，那就说明没人从中搞鬼――咋滴，你眼中的社会经济是只要不倒退就丝毫没有问题呗！
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：也是，大明毕竟是个“古代封建政权”，关注的核心永远都是平稳、平稳、平稳。至于发展，那玩意有也可，没有也无所谓。指望一个没有感受到明显“国家竞争压力”的“封建君主”会有多么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说不定是我想多了……
想到此处，高务实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换了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：“自隆庆开关以来，因海贸之兴盛，大明沿海各省经济发展日趋强劲。尤其当皇上使臣整顿户部以来，无论是驿路改革、税制改革、开放藩禁、促进工商……种种举措之下，两京十三省特别是沿海各省，其经济已远比万历初年活跃得多，各省榷税都颇有提高。
具体而言，北直隶、山东、南直隶、浙江这运河四省，每年榷税都呈连年提高之势，这说明四省经济发展并未放缓。既然如此，临清钞关作为运河钞关之首，怎的税额增长之势却仿佛被人生生摁住一般不见增长呢？”
这说法很是浅显直白，朱翊钧一听也觉得不对了，顿时严肃起来，皱眉问道：“你是说，有人从中贪墨？是内官还是外官？”
高务实没有回答后一句，而是轻轻摇头道：“此事却不宜单靠猜疑，贪墨固然是可能性之一，但也有另一种可能……相较之下，臣倒宁愿问题出自贪墨，因为贪墨反而好解决。通常而言，只要调查清楚，揪出蠹虫，然后看看他或他们是如何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贪墨却不被发觉，继而完善监督之法，就此堵住漏洞即可暂时解决。”
朱翊钧眉头大皱，沉声问道：“那另一种你认为更麻烦的可能是什么？”
“另一种更麻烦的可能……”高务实同样深深皱眉，缓缓答道：“便是因为种种原因，运河贸易额已然见顶，因此相应的钞关榷税便也无法提高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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